大文学 > 历史小说 > 乱清 > 第六十七章 成败利钝,非所逆睹
    关于中法战争,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,如,“中国不败而败,法国不胜而胜”,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,在谈判桌上拿到了”,“中国丢掉了越南”,甚至,“丧权辱国”,云云。

    厚诬前人,胡说八道。

    战争的胜败,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是:对战双方,谁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?

    法国的战略目标,一共三个,按重要性排序如下:第一,从越南进入中国,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;第二,向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,实现“战争红利”;第三,巩固对越南的统治,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。

    “巩固对越南的统治,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”之所以放在最后,并非这一点不重要,而是彼时——中法战争爆发之前,法国已经基本占领了越南全境,中国只在越北近中越边境地区,保有少量军事存在,越南政府已经彻底沦为法国的傀儡,中国已经不能对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力了。

    就是说,中法战争爆发之前,中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。

    因此,中国对法作战的战略目标,其实只有一个: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,打消法国人进一步的觊觎之心;同时,不受勒索。

    彼时中国君臣,虽然嘴上还嚷嚷着,“越南世修职贡”,“朝廷轸念藩服”,要秉持“以大字小之意”,“保护该国”,其实,谁都清楚——包括调门最高的清流:第一,越南已经落到法国人肚子里去了,逼他吐出来,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——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力量;第二,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

    彼时,中国已经意识到了,咱们的“藩服”,和人家的“殖民地”,根本是两码事。咱们在“藩服”那儿,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,以目下之国情、国力和国际形势,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,对“藩服”不计回报的投入了。

    “藩服”不是“殖民地”,更不是“领土”,“藩服”对中国,只有“屏藩”——国防的作用,即所谓“战略缓冲区”。拿越南来说,其最大的作用,不过是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,如果西南边陲无恙,越南,就随他去吧,反正,那也是一群白眼儿狼,“昧于趋向,首鼠两端”,养不熟的。

    所以,中国打这场仗,是为了自己,不是为了越南,“丢掉了越南”神马的,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。

    战争结束,法国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;战争赔款,更是一两银子也没落着;甚至,中国虽然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,但是,《中法新约》中,没有任何明确的中国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字眼。

    那么,这场战争,谁输、谁赢?

    在军事上,关于中法战争,我们记住的,更多的是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,但是,马尾海战仅仅是中法战争诸多战役的其中之一,而且,即便拿这场战役来说,法国也没有达成攻取福州的战役目标。

    就中法战争整体而言,中国实实在在,既不输阵,也不输人。

    这场战争,法国投入兵力近两万人,中国大约在三至四万人之间,力量对比,并不如何悬殊。

    还有,战争虽然远离法国本土,但中国并没有明显的“地利”。一来,法国在越南经营已久,并非事事都要求诸国内;二来,中国国土广大,战场在西南边陲,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,军需补给、后勤保障,其实非常艰苦。

    中国的参战部队,有的表现出色,有的表现糟糕,但除了战争早期的越北战事,整体上来说,不同的参战部队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打输了,再打!

    就算一败再败,也要一战再战!

    一鸦、二鸦的一触即溃,已恍若烟云。

    战争结束的时候,两个战场的情况如下:台湾战场,法国一再受挫,困在基隆一隅,动弹不得;越北战场,中国攻,法国守,中国步步进逼,法国步步后退。

    谁输?谁赢?

    当然,如果像愤青们喷的那样,镇南关、谅山大捷之后,乘胜追击,甚至“收复河内”,那也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战线一拉长,中国的兵力,必然不敷使用,补给也必然跟不上;更重要的是,越南是法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殖民地,失去越南,是法国的不能承受之重,“收复河内”,必然引起法国的全力反击。

    事实上,茹费理内阁一倒台,法国议会就通过了给远东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的决议,而驻远东法军一八八四年全年的军费报帐,合计亦不过五千四百万法郎。即是说,法国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乃至长期战争的准备。

    彼时的中国,不过一只脚堪堪踏在工业化的门槛上,战争潜力有限,根本没有和世界第二工业强国长期做战的能力,何况,只不过是为了越南这么个小小的“藩服”?

    此时停战,时机最为合适。

    战场上也好、谈判桌上也罢,结果都是清清楚楚的:中国在和世界第二强国的一对一的较量中,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    慈禧则是中国取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当之无愧的、唯一的主持人。

    对法战争,之所以可以先败后胜,转折点就在“甲申易枢”——暮气沉重、对法作战态度消极的恭王,以及其领班的军机,被全部撤换,慈禧亲自过问和主持对法战事,朝野上下,统一思想,消弭了原先和战不定的分歧,战场上的劣势,随之扭转,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    慈禧的这份历史性的功绩,是不可以否认的。

    中法战争的意义,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——也不奇怪,我们的“学术界”,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,都搞不清楚!

    事实上,中法战争的胜利,意义极其重大。

    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,法国之后,其他泰西诸强,见猎心喜,必然纷纷跟进,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,就会提前掀起,就等不到甲午,更加等不到庚子了!

    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,大洋彼岸的美国,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“门户开放”政策的底气和实力,列强有更多的时间,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,则四分五裂的中国,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,就难说的很了!

    对法战争的胜利,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,泰西列强目中国,隐然为“二等强国”,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,跌碎一地眼镜,这是最重要的原因;同时,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,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——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。

    中法战争,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、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。

    遗憾的是,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。

    中法战争胜利后,中国上上下下,包括慈禧本人,普遍的志得意满,都以为,太平盛世已至,天下再无烦忧。

    一口气儿泄下来后,非但没有“进一步深化改革、加速发展”,文恬武嬉之风,慢慢儿的又起来了。

    数年之后,德宗大婚,慈禧“归政”——向德宗移交权力,自己施施然“颐养冲和”去了。

    回过头去看,我们基本可以确定,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,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,开始掉头而下。

    这真的是太讽刺了。

    这个锅,慈禧是要背的,不过,她顶多只能背一半,另一半,得德宗来背。

    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,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:一,他是傀儡;二,他是改革派。

    都不对。

    至少,不完全对。

    德宗亲政之后,慈禧“训政”了三年,这三年,她拥有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。即便“训政”期过了,也要承认,慈禧依旧保持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。

    这种情形,和穆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仿佛。

    譬如,五军机、五御前合疏谏阻穆宗修建圆明园,穆宗恼羞成怒,将惇王、恭王、醇王三位亲叔叔为首的十位重臣,一股脑儿罢黜。两宫皇太后得到消息,立即御弘德殿,撤销了穆宗的决定,恢复了十重臣的职务。穆宗只能唯唯称是,一点儿法子也没有。

    就是说,慈禧“退居二线”之后,依旧保留了最终的“话事权”——这是事实。

    不过,即便在“训政期”,慈禧也极少使用这个最终的“话事权”,德宗拥有全部的“办事权”和大部分的“话事权”——这也是事实。

    彼时的慈禧,志得意满,认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于皇帝,已无需再在政事上花什么气力了,她的精神头儿,大部分都放在了颐和园的修建上了。

    所以,德宗虽然没有获得皇帝的所有权利,但是,他不是傀儡。

    还有,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改革派”,他是……“忽然改革派”。

    甲午之前,德宗的政治取向,其实是偏保守的,譬如,他不赞成修铁路。

    甲午一役,一夜之间,德宗就觉得,之前三十余年,一切努力,一切作为,一无是处,一无足取,一切都要推到重来。

    此谓“忽然改革”。

    戊戌变法的后期,慈禧始实质性的介入政治,使用她的最终“话事权”,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。

    慈禧的这些举措,长期以来,被解读为反对、破坏改革,充任守旧顽固派的“护法神”。

    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吗?

    反正,关卓凡认为,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处,我也得像她那么干。

    为什么?

    因为穆宗和康、梁等人玩儿的,拿今天的话来说,就叫“休克疗法”,病症大致是看准了,开的方子,大体上也对,可是,药量不对!

    该一年吃的药,逼着病家,一天就全吃下去!

    哪儿能这么干?

    病了好几年了,指望着一天之内,就彻底痊愈,怎么可能?

    步子太大扯着蛋,像穆宗和康、梁那么个玩儿法,别说扯着蛋了,整个人,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!

    任何成功的改革,都要在新、旧之间,找到一个平衡点,特别是在守旧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下,更不能全然不考虑守旧派的反对,不回应守旧派的利益诉求,不然,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。

    慈禧的所作所为,就是要替穆宗找回这个“平衡”,而绝不是全盘推翻他的改革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,庚子之后,在慈禧的主持下,改革继续,而且,深度、广度,都远远的超过了戊戌变法。

    *(未完待续。)